我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高等植物3.6万余种，居全球第三。但是，在建国初期，我国大多数高等植物都没有中文名。为了利用好绿色宝藏，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一级教授、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蒋英先生倾其一生从事植物分类研究，为我国的植物分类研究和农林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蒋英教授

1898年11月，蒋英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书香世家。他自幼喜爱大自然，对千姿百态的植物尤感兴趣。面对祖国丰富的绿色宝藏，他立志学林，毅然中断了文学院两年的学业，考取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25年，蒋英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林学士文凭。1926年，蒋英带着大学时采集的2000号植物标本和一大箱书，到安徽省安庆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林业教育和科研工作。

作为植物学家，蒋英先生时刻关心、维护祖国的植物资源，常为植物资源外流感到忧虑。1930年2月，他被调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技师，担任植物标本室主任，兼江苏、江西、云南、贵州等地植物调查队队长。他和助手到云南采集植物标本时，曾应邀在昆明市基督教青年会教堂演讲。他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某些英国神父长年盗窃我国动植物标本寄往英、美的可耻行径。他自豪地指出，我国对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比西方要早，明朝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个半世纪。他呼吁国人，“我们祖国漫山遍野的‘绿宝石’，万万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让洋人攫走。”在场的听众报以热烈掌声表示支持。

20世纪40年代初，蒋英先生曾接到荷兰国立植物标本馆送来聘书，许以重金聘他编撰《马来西亚植物志》。时值我国艰难抗战之期，蒋英先生随中山大学农学院从云南迁至湖南宜章，生活十分艰苦，面对难得的出国机遇和重金聘请，他首先想到的是祖国尚在危难中，为祖国编撰植物志的愿望尚待努力不能中断，于是他复信婉言谢绝。事后，他赋诗抒怀：“挥手光阴四十春，如云逸至邑清尘；还将白雪酬初愿，谢却黄金抱璞真。”以表达他热爱祖国的真诚之情。

1946年春，蒋英先生受中山大学的委派去台湾考察，担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兼台北植物园园长职务。当时中山大学连他的薪金也不能按时寄发。但是，为了科学事业，他每餐只吃点稀饭，东拼西借，买了一些廉价的电影胶卷。在８个月内，费尽心思拍下了台湾植物新种模式标本1600多张，收集了1000多本图书和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些标本资料全部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成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珍贵资料。

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科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标本则是摸清我国植物资源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为了采集标本，蒋英先生经常亲自带队跋涉于深山密林，足迹走遍半个中国的崇山峻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治疗高血压病的蛇根木被外国垄断起来。蒋英经过８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云南南部发现了野生的蛇根木，同时摸清了我国萝美木属植物资源。经过临床试验，它们也含有丰富的可治疗高血压病的生物碱，副作用比蛇根木小。此研究成果为我国医药工业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

蒋英先生是系统研究中国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的第一人。他认为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对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先后向美、英、法、德共26个国家借用或请他们代拍照片和抄打、复制原始文献资料，有时还自费向国外购回中国流落异国的许多模式标本碎片和照片。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他基本收齐了夹竹桃科和萝藦科各种植物的原始文献和模式照片或碎片。他利用所得资料按科、属、种做成两万多张植物卡片供国家科学研究。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蒋英被聘为编委，负责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为了给祖国留下一把打开绿色宝库的钥匙，他勤奋工作，对每一个植物的分类群名称、形态和植物各器官，都要认真地进行细致调研考证，一丝不苟。为了纠正外国专家在我国罗布麻属植物分类上的错误，他详细解剖了我国该属植物各个器官，花了一年半时间进行更正，重新给予结论。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植物志》第63卷终于在197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一部概括我国夹竹桃科、萝藦科植物的种类、分布、经济价值、用途及植物进化的科学著作，共记载２个科，６个亚科，91属，420个种，66个变种；其中１个亚科，６个属，167个种，30个变种，是蒋英发现和创立的。在其中纠正了外国专家关于这两个科分类上的错误共计160多处。这卷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和好评。1978年，蒋英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该书也荣获1979年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蒋英毕生献身于农林科教事业，一面深入开展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一面从事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蒋英先后在华南农学院林学系、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任教，主讲过《树木学》《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等多门课程。建国初期，一些农林院校还是采用外国教材和用英语讲授，蒋英意识到长此下去对中国农林科学极为不利。于是，他发奋编写中文教材。他努力联系中国实际，不断把科研中得到的新资料，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华南地区的农林大学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使用他编的教材或参考书，他为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哺育了几代农林科技人才。

蒋英教授治学严谨，对学生、助手要求严格，谆谆教导，是学生、助手的良师益友，他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教授、研究员，如他20世纪60年代的得意门生、得力助手李秉滔教授对大戟科植物的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蒋英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为开发祖国绿色宝藏的献身精神和建立的业绩，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将不断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蒋英先后当选为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退休后仍担任广东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顾问、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1982年3月6日，蒋英因病离开人世，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和方毅、刘澜涛、何康、雍文涛等领导同志为蒋英追悼会送来花圈，以表达对这位为发掘祖国绿色宝藏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深切悼念。

（原文载《中南林学院院史（1958-1985）》。作者：吴镇南；校稿人：李雄华、周预分；一审：阳俊坤；二审：刘姗；三审：易锦）